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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贺龙—性格迥异却又巧合纠葛的英雄豪杰

发布时间:2017-05-21编辑:名人传

贺龙与彭德怀性格迥异,但在跌宕起伏的人生长河中,两人居然有了一些巧合和纠葛——都是受人尊重并至今仍拥有广泛影响力的一代元戎,都是出身于旧军人的老资格革命家,都是湖南人,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豪杰。两人在1949年之后,人生都遭遇了跌宕起伏的重大变化,都在“文革”中先后病逝而不能用其名,贺龙化名王玉,彭德怀化名王川,英雄难瞑目,令人浩叹。

彭德怀受命于危难之际,领衔赴朝,铠甲凝霜,战后归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似乎意气风发,但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重创,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来虽然一度复出,担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但“文革”狂飙突起,又遭批斗,最终在1974年11月29日深夜病逝于囚室之中,享年76岁。贺龙作为军人,实际上在抗战末期就逐步淡出一线指挥,有点曹参运筹粮草专管后勤的意味。国共决战,硝烟再起,四大野战军中的一野多为红二方面军班底,但贺龙在其间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并不在一线运筹帷幄,只是在1949年开国之后,带领十八兵团配合二野入川。贺龙1953年起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体委主任,也多带有名义性质,给人以边缘化之感。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垮台,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贺龙则协助林彪,有常务之名义,似乎重趋活跃,但林与贺的合作,也是问题多多,最终导致贺龙靠边,在“文革”中期的1969年6月9日屈辱而死,享年73岁。

南昌八一建军:大革命时期贺、彭地位之变化

八一建军节是以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为标志的。南昌起义参与者众,而当时就军事实力而言,贺龙的部队最为雄壮,所以贺龙是起义的总指挥,朱德、刘伯承等都在其后,更不要说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等人。此时,贺龙与彭德怀地位悬殊,彭德怀在1928年初才任团长,而贺龙在1927年6月,就已经是20军军长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期间,贺龙与彭德怀有何种往来。但南昌起义之后,贺龙重回湘西,其队伍后来发展成为红二方面军;而彭德怀平江起义,上了井冈山,形成红三军团,彭德怀在党内、军内地位逐步上升。待长征过后,抵达延安,红军整编,彭德怀地位自然要高于贺龙。据说,彭德怀曾经直言,党的军队真正形成并不在八一南昌起义,应在秋收暴动。彭德怀这样的说法虽然符合历史事实,但此种言论很容易引起其他将帅的一些想法。

1933年,八一确定为建军节。即使在战争年代,每逢八一,除非特殊情况,贺龙都很重视,要发表讲话回顾历史。1958年,据说彭德怀已经多次流露对时局的担忧,而在这一年的建军节前夕,贺龙在解放军报发表《南昌起义与我军建设》一文,着重指出“我党独立地建立军队和指挥军队作战,是从南昌起义开始的”,“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伟大的意义。”彭德怀1958年6月7日在一次会议上以自我批评现身说法的角度说:“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但贺龙与彭德怀是否就此发生过争论,没有看到可靠的材料,不能妄加臆测。

大革命时期,段德昌作为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深得彭德怀的尊重,彭即使处境艰难,在《彭德怀自述》中,提到段德昌还是心情激动感念不已,而段德昌在1933年被杀于湖北巴州,死时年仅29岁。湘鄂西肃反扩大化,多把责任归之于1936年在贵州毕节溺水而死的夏曦。贺龙在肃反扩大化中,的确挽救了不少人,但也负有一定责任。

有关贺龙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的责任,1961年4月20日,有人问贺龙,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

有一次,夏曦和贺龙、段德昌谈话,劝诫他们要做服从的楠木,不要做硬顶的檀木。段德昌对贺龙说,你们要做楠木你们去做,我是宁折不弯的。但是,当表决要杀段德昌的时候,贺龙不同意,他说你们好歹给我留一个军事上的助手吧,贺锦斋死后,就是段德昌最懂军事了。此时关向应拍案质问贺龙:贺龙同志,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夏曦书记是代表中央的,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廖汉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最后贺龙同意杀段。《贺龙传》中称: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不能说毫无责任。这应该是客观的持平之论。

这一阶段,在前期的旧军队,贺龙之地位远高于彭德怀,但红军时期,彭德怀后来居上,地位又在贺龙之上。彭德怀与贺龙,一在中央苏区,一在湘鄂西,彼此发生交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也并无发现两人有着怎样的意见分歧。

贺、彭二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沙场悍将,但志趣迥异、差别很大。贺龙出身绿林,粗疏豪爽,健谈直率,不拘小节,侠肝义胆,恋旧重情,不无江湖之气。王震说他“健谈”;续范亭说他“天真”,有“千秋大业赖天真”之语。彭德怀虽然也是旧军官出身,但生于草根底层,有清教徒倾向,自我约束严苛,质朴刚直,留心军事之外的经济、文化,多有思考,有大将之风。贺龙与彭德怀会面,应该是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

有人说,贺、彭第一次结怨(或者误会),也许始于1937年上半年的所谓“反军阀主义”。但这一说法还有诸多细节并不明晰。其实,彭德怀作为前敌总指挥,负有整顿部队的责任,如果与贺龙发生意见分歧,也属正常范围。从总体上看,彭贺等人相处还算融洽,并没有出现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情况。

解放战争:彭德怀主掌一野,贺龙保障后勤

众所周知,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上了井冈山,成为红三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与林彪的红一军团比肩而立,是红军的核心主力。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本来实力最强,但起义失败后几乎全军覆没,贺龙再回湘西,重整旗鼓,最终成为二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再后又成为二、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所谓二方面军是也。这样一来,彭德怀、林彪的红一方面军,来自井冈山,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来自鄂豫皖,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人的二方面军来自湘鄂边,这三大力量,当然还有其他武装力量,成为共产党在北方的主要武装力量。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贺龙任120师师长。

1945年,七大召开,彭德怀为政治局委员,贺龙是中央委员。1947年3月,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后,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

陕北大战在即,胡宗南军团更是咄咄逼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是主要的军事力量,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按照常理,应由贺龙指挥。他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又是晋绥野战军司令。有人说,是彭德怀主动请缨毛遂自荐,于1947年3月12日向毛泽东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来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此说多见于各种图书、文章。实际上,揆情度理,都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定彭德怀才是在前线运筹帷幄的适当人选。当然,最后拍板者是毛泽东。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地区的部队从此统归彭大将军指挥了。多年后,毛泽东感慨,就那么一些人,能够打出那样的结果、那样的局面,实在是太不容易了!1947年7月18日,贺龙抱病参加小河会议,是远道而来出席会议的第一人,毛泽东与贺龙谈了目前的形势和即将召开的会议议题,让贺龙把陕北和晋绥统管起来,“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贺龙表示听从安排。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小河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947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这样,中央明确了彭德怀主管前线作战,贺龙主持陕北战场后方工作的分工。从这时起,贺龙便给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当“后勤部长”了。对于中央的这一安排,贺龙到底有没有想法?但贺龙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尽心竭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1947年5月9日,彭德怀致电贺龙,蟠龙镇战役后,山炮、迫击炮弹不足,每炮不足10发,请帮助山炮弹200发,八二迫击炮弹600至1000发。贺龙次日即复电彭德怀:发山炮弹200发,八二迫击炮弹1000发,送到吴堡,请令绥德分区负责转运至野战军。5月12日,彭德怀经中央军委转告贺龙:炮弹送至吴堡甚感激。9月8日,贺龙致电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西北野战军今冬棉衣现已制齐,计算需要1000匹骡子运输,请从前方组织专门运输队和掩护部队担任运输。10月12日,中央军委发出批准彭德怀关于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给野战军每人犒赏1斤猪肉的加急电报。数万大军,每人一斤猪肉,在战火纷飞年代,贺龙筹措猪肉,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吧?看两位大将军函电往还,坦荡无碍,开门见山,都以大局为重,颇显大将风范。1949年建国之后,贺龙受命率十八兵团配合刘邓,入川作战,总算是在解放战争的末尾有了领兵一线的机会。

公允地说,贺龙对彭德怀指挥一野作战,自己专做后勤工作,还是相当尽心尽力的,而当贺炳炎、廖汉生等将领与彭德怀发生意见分歧之时,贺龙居间协调,维护大局,也是发自肺腑,出于真诚。1948年5月2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贺龙等都在会上讲话,彭德怀更是严于律己,敢于承担责任,令人感慨,所以林伯渠评论彭德怀:“有德可怀有威可畏。”(而此前1945年的华北会议上,则有人批评彭德怀“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原名“彭得华”是野心勃勃要谋取整个中华。)

这一时期的贺龙与彭德怀的相处,应该算是颇为融洽的时期。

庐山会议后: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率团访问八国刚回来不久,本来要请假,让黄克诚代会,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让他参会,彭德怀才决意上山。6月29日,彭德怀、贺龙、康生、张闻天、习仲勋等集体乘车到武汉,然后换乘轮船,于7月1日早晨6时抵达九江。一路上,彭德怀与张闻天、贺龙等多有交流。看到红旗点点,人流浮动,炼钢的热情胜似七月骄阳,彭德怀说,多好的人民啊,完不成任务咋办?贺龙说,那就只好粗制滥造虚报产量了。彭德怀脱口而出,要不是我们的人民好,也要出现匈牙利事件了。张闻天闻听,马上制止彭德怀。

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谈了一些情况和问题,有的措辞较严厉。特别是关于反“左”、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彭德怀提出了8条全局性的、尖锐的意见:

1.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2.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3. “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万多个,现在怎么办?

4. 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5.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6.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7.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8.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客观地说,彭德怀的上述发言和插话,锋芒毕露,言辞尖锐,也不可能不传到毛的耳中。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会议纪要,7月11日办公厅通知,15日会议结束。彭德怀原打算会议结束到南京视察,但认为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就致信毛泽东,此信在7月14日送出。7月15日,中办通知,会议延期。“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代表,而且林彪、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也被通知上山开会。7月16日,各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7月18日,彭德怀说这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私人信件,并不是什么意见书,要求收回,但无人理会。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嬉笑怒骂,纵横捭阖,给彭德怀定性。客观地讲,就几个老帅而言,朱德同情彭德怀,而聂荣臻、叶剑英则不只着眼于信件,而从彭德怀的态度说起,言辞恳切处,让彭德怀究竟是张飞还是魏延,要以低头检讨来证明。毛泽东的所谓“文武合璧相得益彰”更是语惊四座。林彪话语不多,杀伤力极强,句句一针见血,但林彪澄清了会理会议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令彭德怀颇为感激。未见刘伯承、陈毅更多的过激言辞,而颇为显眼的则是贺龙。

7月21日,贺龙在小组会上谈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的缺点还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上有一点缺点、错误,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对于出现问题的原因,贺龙认为:“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所产生的。既是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于克服的错误。”贺龙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从贺龙上面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也只是就信中的一些具体表述谈了点看法。但是,他此次发言中的一句话,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句话分量相当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因此,毛泽东在23日讲话中,明确提出“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此话一出,让与会的解放军高级将领非常震惊,以为军队面临分裂的可能,还好毛泽东后面加了半句“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才让人稍微舒了一口气。

也是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9月17日,林彪接任国防部长。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而贺龙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1月10日,贺龙为国防工委主任。实际上,在此之前,彭德怀至少有三次提出辞去国防部长一职,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庐山会议上,1959年7月25日,曾希圣质问彭德怀: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呢?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贺龙任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但应该说明,此专案审查历时两年,没有强加给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而在1965年,据说也是贺龙顺应领导人的意图,提出取消了军衔制。也是在1965年7月7日,“按照贺龙、康生的指示”,中央党校派人与彭德怀谈话,11月28日,彭德怀再次复出,离开北京赴成都就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

落幕京城:贺、彭逝世

贺龙豪爽健谈,敢于直言,对张国焘、王明都有很直白的话,力挺毛泽东。但贺龙的直言无忌,一旦以讹传讹,就会带来“莫须有”的严重后果,诸如他说“什么党性,还是茅台靠得住”之类的话,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做文章。1950年代初,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这是“杯酒释兵权”。全国掀起学“毛选”热潮时,他却对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的著作。“文革”之初,贺龙也要参与军队和体委的造反活动。在海军,他支持苏振华批斗李作鹏,在空军支持成钧批斗吴法宪。1966年7月11日,贺龙参加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空军问题,贺龙直言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当晚在谈到林彪时,贺龙说:“同林彪的斗争,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这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1965年12月6日,上海会议“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在会议第一天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贺龙,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1966年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贺龙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9月10日上午,贺龙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与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967年1月20日,贺龙被“软禁”北京西山。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1969年4月份的某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相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1969年6月9日,贺龙去世。时隔4年之后的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当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再次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中央于9月29日发出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

较之贺龙,彭德怀就远没有这样“幸运”,他从四川被押回北京,受尽凌辱,1967年1月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期望得到回音,但彭德怀的信件由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之后,再无下文。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去世,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曾经在庐山上流泪劝他承认错误的叶剑英派人问他还“有什么事要说”,彭德怀说:“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而在1967年的5月2日,彭德怀还问过哨兵:“今年五一节,贺龙同志怎么没出来呢?”彭德怀大概也预感到贺龙的日子不好过吧。

在庐山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在8月2日有这样的话:“(19)57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武松、鲁智深进共产党,我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彭德怀说自己是张飞,但有人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这当然都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重提水泊梁山的人物,是兴之所至还是确有所指?据张爱萍的儿子在《从战争中走来》披露,当年彭雪枫曾向张爱萍论及中共人物,说林彪是小李广花荣,彭德怀是豹子头林冲,似乎更为贴切。但彭德怀是“林冲”,贺龙就不是花和尚鲁智深了,虽然彭德怀赋闲之后,还曾记挂着要把一支猎枪送给贺龙——他称之为“贺胡子”。

1978年12月24日,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贺龙因为已在1975年举行过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在有关报告上批示,不再开追悼会了,可以做适当的正面宣传。

彭德怀、贺龙,当然还有林彪,作为一代元戎,如今都已成为历史人物。杨尚昆生前曾说过,十大元帅,都各有故事,而其中最易被人反复提及的可能就是彭德怀和林彪。杨尚昆与彭德怀共事多年,感情较厚,他曾署名撰文《彭大将军》,对彭德怀人格之景仰钦佩不亚于张爱萍。贺龙与彭德怀同样来自三湘山水,以传奇一生身经百战,两人曾患难与共成就勋业,但也不无误会,彼此参商。贺龙早彭德怀5年在郁苦中辞别人世,两位老战友若地下相逢,会有着怎样的泪眼执手、默默无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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